山西位于黄河的中游，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在我国的国土建制中都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山西的地理位置处于我国的中央地带，凭借便利的交通，山西为我们全国各地源源不断的输送着其本身所独有的丰富的煤炭资源，给各地的人们送去火和电，支撑人民生活与产业发展。因此，山西又有着“华夏之心脏”的美誉。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除了中原地带的山西省，我国的领土内还有另一个“山西省”。

为什么会说中国有两个“山西省”呢？除了位于我国中心地带的山西省，另一个“山西省又在哪里呢？为什么也称他是“山西省”？

另一个“山西省”

其实，我国的另一个”山西省“，指的就是与大陆遥相呼应的台湾省。

称它为另一个山西省的原因，可以体现在许多方面。但是最为直观的就是，当我们在中国地图上纵观国土全貌时，可以发现，在地图上，山西省和台湾省的轮廓简直一模一样。

两者都是南北狭长而东西窄，且都有山脉盆地多种复杂地形坐落其中。

而且，如果有人观察细致一些，仔细查看两者内部城市的地图，会发现台湾和山西许多的街道名字、地标名字都有着共通之处：台湾省有大同大学、太原路等一眼就可以看出和山西省渊源不浅的名字。

如果将台湾等比例放大，那么你可以惊讶的发现，这些地标的大致位置甚至都与山西省如出一辙。

其实，不止是山西，台湾省内很多事物的命名，都是使用的各个大陆城市的元素：南京路、宁波街、兰州街......只看台北市的地图，就几乎能将我们耳熟能详的各个城市都囊括其中。

这当然不是偶然，而是设计师有意为之，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这些街道的规划设计者，来自中国大陆。他就是来自上海的设计师郑定邦。

关于郑定邦对台北市的规划设计还要追溯到1945年的时候。

这一年，旷日持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落幕，世界恢复了和平。9月2日，日本向中国递交了投降书。

随着日本侵略者的退散，台湾终于摆脱了为期多年的殖民统治，重新回归了祖国。

然而，虽然日本人已经撤军，但是他们在台湾思想文化方面所做的控制，还扎根在台湾的土地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旧影响着台湾。

彼时，台湾的多处地标建筑，仍然沿用着日本侵略者所起的名字。

台湾政府这才紧急征求富有经验的设计师去对城市的道路和地标做出命名规划，就是为了证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经过几轮的民间推选与投票，这个任务最终落在了设计师郑定邦的头上。

接到任务的第一时间，郑定邦是几分欢喜几分忧。把这个重任交给他，这表示了政府对他的信任与对他水平的肯定。

但是相应的，在命名这件事上，承载着太多人的期冀。新名字既要做到优雅独特有内涵，又要起到饱含人文精神，唤醒台湾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承载中华文化传承的作用。

郑定邦花了几个日夜的时间，阅读了大量的国学读本，仍旧没能找到一个真正能符合心理预期的命名方案。

妻子看他不眠不休，怕他操劳过度，试探性地向他提出了建议：“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何必纠结于国学？依我薄见，中华史籍更显厚重，翻阅史料，或许能从中找到灵感。”

郑定邦也觉得妻子的话有几分道理，于是找来了几本中华通史研读了起来，希望能够从中找到他所追求的答案。

而这一次的寻找，没有让他失望。

血脉的牵引

根据史料记载，中国在明朝的洪武年间，曾经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事件。

当时的中国时局动荡，加之天灾降临，一时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但是匪夷所思的是，唯独山西这个地方，巧妙避过了所有灾害。在这一时期仍旧风调雨顺，未遭半分战火侵染，俨然是一片遗世独立的理想乡。

很快，全国各地的灾民们为了在乱世之中求取生存空间纷至沓来。一时间全国的人口都集中在了山西，其他省市平日里能见到的只有森森的白骨和干裂的土地。

人口如此的密集，导致了山西意外全国各地的土地大面积荒废，这对于统治者而言并不是一个好的信号。更何况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土地活力不足，长此以往根本无法满足这么多人的用地需求。

因此，朝廷很快做出了决议，勒令山西人口重新向全国的各个省市进行迁移。

这次迁移，使得许多山西原住民也被迫背井离乡，分散到了全国各地。但是即便身在异乡数十年，仍旧无法抹平这些人对于故土的思念。因此，他们会用山西的地标去命名新的家园，以寄托自己对于故乡的思念。

时至今日，大陆仍然有许多地方保留着这些山西人流传下来的名字。

这个故事在史籍上只占了极其简短的篇幅，但是却使得郑定邦灵光乍现。

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思乡情结，如今的台湾之于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先前，郑定邦对于街道命名的思路都在于“风雅”二字，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名字所承载的精神内核。

大道至简，再多的华丽辞藻，风雅文字，都不如对国家原本标志性名称的直接沿用更加震撼人心。

想清楚这一点后，郑定邦将一面中国地图平铺到了他的桌子上。他从中挑选除了许多城市的名字，按照这些城市在大陆所处的方位去给台北的城市街道命名。前后历经三天时间，郑定邦把台湾人民对于大陆的思念，一笔一划的镌刻在了台北的街道之上。

孙中山

在这些名字里，因为参考的历史典故的原因，郑定邦把山西作为了自己命名规划的重点。

新的规划图以伟大革命先驱孙中山命名的中山路为纵轴，以中华美德命名的忠孝路为横轴，两者构成了台北新的骨架，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用的都是中华大地对应方向的城市名称，其中尤以山西为众，他们构成了台北新的血脉。

新的方案敲定之后，郑定邦对台北市的名字规划被公之于众，获得了台湾群众广泛的赞誉。这些道路，唤醒了台湾人民隐藏在骨子里的对于两岸统一的期盼。

有人说，新的命名方案施行后，行走在台北市中，会有一种回到大陆的感觉。郑定邦听到之后十分的高兴，对于他而言，这就是最好的肯定。

灵魂的共鸣

台湾与山西的渊源还不仅仅体现在这些外在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灵魂存在着共鸣。

在如今的台湾省内，有许多人的先祖都是在那场大迁移中流落到了东南沿海，后来在清朝入关时逃往台湾避难的难民。他们的骨子里也还流着山西土地所哺育出的血液，遵循着许多山西才有的风俗。

在餐饮方面，台湾处处可见山西面馆，据不完全统计，单是台北，山西面馆的店面数量都达到了67家。在这每一道店面之后，都可以窥见一缕淡淡的乡愁。

除此之外，台湾还有许多在山西盛行的关帝庙。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关羽在大陆的许多地方都广有分布，而其中又尤以粗犷豪迈为文明符号的山西为重。

但是令很多人没想到的是，在台湾也有许多关帝庙的存在，关公在台湾人心里也有着十分崇高的地位。

2013年时，台湾还特意为内地来的关公坐像开办了一次巡游展览，知名台商郭台铭先生还亲自抵达现场，抬轿恭迎关公。这就是两岸文化的共通性。

也正因文化的高度共通性，台湾人对于大陆的文化具有高度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作为文化发祥地之一的山西对台湾的文化领域自然就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反过来，台湾也有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可以反哺山西。

作为文化大省，山西有着十分丰厚的文物资源，在早年动乱期间，经常会有文物丢失事件，其中有不少都流向海外。

而台湾因为其本身特殊的地缘关系和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经常可以截获一些经过倒手流向海外的珍品文物。

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发生的山西资寿寺十八罗汉头像失而复得的故事。

1985年，山西资寿寺宋元时期的珍贵文物十八罗汉像失窃。尽管盗贼很快被抓到，但是失去的佛陀头像此刻已经被运送出海外，难寻踪迹了。

幸运的是，当时的台商陈永泰机缘巧合之下得到了其中的一尊头像。起初，陈永泰并不知道这是珍贵的文化瑰宝，只是将它当成一个装饰品放在了自己办公室内。

直到有一天，有朋友登门拜访，看出了这尊佛陀头像的来头，方才告知陈永泰。而陈永泰在得知这一消息的第一时间，当机立断把这尊头像交还给了国家，不仅如此，他还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七十万元的单价将剩余的头像一并赎回，悉数上交国家。

佛陀无情，人民有意。陈永泰的这一行为，进一步拉近了两岸人民之间的关系，促进了台湾和大陆的友好往来。

陈永泰

直到今天，仍然会有许多的台湾人在闲暇之余回到大陆，找寻自己血脉的根源所在。而他们绕不开的一站，就是山西。尽管这其中有些人在大陆并没有亲属，但是在祖上的传承下，他们仍旧会受到血脉的牵引，想要回到那片土地看看自己骨肉同胞们如今的生活。

2011年，台湾亲民党的主席宋楚瑜来到了山西洪洞县，在传说中大迁移开始的那颗大槐树处又重新种下了一颗新的槐树。

宋楚瑜饱含热泪地说道：“希望有一天，台湾人民真的可以像这树一般，和山西人民一同永远地站在这片土地上。”

这番话语其中蕴含的，是深厚的牵挂。台湾和和山西省之间高度的相似和紧密的联系绝非巧合，而是出自同源却分隔两岸的骨肉同胞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无论在什么时候，两岸统一，台湾回归祖国怀抱都是中华人民共同的期许。而如今，距离这个愿望的实现越来越近了。相信不久的将来，在海峡两岸人民共同的努力之下，这一愿望一定能够实现。